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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

 

1、西方学者的研究

     近代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并不是从中国学者开始的。从18世纪中叶英国人钱伯(W?Chanbers)著《中国的建筑设计》一书,系统介绍中国的建筑和园林以来,西方学者中不时有人表现出对中国建筑研究的兴趣。

     譬如19世纪中后叶东方建筑的研究权威英国人弗格森(J?Fergasson),在其著作《印度与东方建筑史》中虽也艰涩地引用了一些有关中国古代建筑的文献和实物,但他的中国建筑整体知识却是十分贫乏的。再如20世纪初瑞士的西仁(Siren)对中国城墙和城门的研究,德国的伯克曼(Boerschmann)对中国佛塔的研究,荷兰的姆勒(Prip-M0ller,j.)对中国无量殿的研究,等等。这些学者均以独特的眼光,探究了对西方人既陌生又好奇的建筑现象,而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隔膜,也使之限于采风,或者牵强的推论。即便是19世纪末英国建筑史家弗莱契尔(S?B?Fletcher)权威的《建筑史》巨著,直到20世纪后期的第19版之前,有关中国建筑的描述也一直受到材料和观点上的局限而不得要领。二战前后,美国的苏泊尔(A.C.Soper)、希克曼(L.Sickman)等人关于日本和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著作,由于参考了中日学术成果,将西方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所推进。

       此外,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西方列强和日本,正热衷于对东方古国的艺术考古,如英国人斯坦因(M?A?Stein),德国人勒考克(A.V.Le Coq)法国人伯希和及格鲁塞(R.Crousset)等人,在对中亚和中国大西北的考古资料整理研究中,涉及了不少古代建筑的内容,但主要局限于砖石和生土的塔、石窟、崖墓等,而对中国木构建筑的研究却涉猎不多。

2、日本学者的研究

     20世纪上半叶,相比欧美学者而言,日本建筑史家伊东忠太、关野贞和常盘大定等人,以深入中国腹地获得的一手调查材料和厚实的汉学基础,从追溯日本佛教建筑的源流入手,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了更有深度的研究。伊东忠太撰有《东洋建筑概说》、《支那建筑史》(有陈清泉汉译本,更名为《中国建筑史》)、《支那建筑装饰》等;关野贞、常盘大定撰有《支那佛教史迹》(后增编为《支那文化史迹》)等。这些研究大量涉及到了木构建筑的布局与造型,以关野贞对中国古代文献和实物材料的搜集考证尤显功力,他甚至对中国碑碣的流变也能如数家珍。

      但总的说来,这些日本学者的研究仍属艺术考古的范畴。但是日本老一辈学者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成果在史料价值上却是不可忽略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学术遗产为田中淡等人所传承。

3、中国学者的研究

      20世纪20年代,随着庚款留学生的学成返国,一批深具国学素养,又受到西方近代建筑学系统训练的青年学者,开创了中国人研究自己建筑遗产的新局面。1929年,曾任北洋政府要职的朱启钤(1871~1964),以在南京图书馆发现宋《营造法式》抄本为契机,发起组织了中国营造学社这一民间学术机构。朱启钤意识到:“方今世界大同,物质演进,兹事体大,非依科学之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一期,1930年7月)。这也是当时青年学者的共同心声。8年抗战中,营造学社的研究转入低潮,抗战胜利后,学社因种种原因而解散。

     以梁思成(1901~1972)和刘敦桢(1897~1968)等建筑史家为主要成员的中国营造学社,在30年代开展了对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古建筑调查,以实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的科学方法,为中国建筑史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中国营造学社编辑发行了专业杂志《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整理出版了《营造法式》等建筑古籍。20年代由苏州民间营造世家姚承祖初撰的《营造法原》一书,总结江南地方建筑风格及做法,也受到了朱启钤等人的重视。由于中国营造学社的推动,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在30年代形成高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思成所撰《清式营造则例》一书,是了解清代官式建筑的入门书,也是研究中国木构建筑的基础读本。他的中国建筑史讲义是以第一手的考察资料为基础编著的,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所断代的唐佛光寺东大殿,是已知中国保存下来最古的一座木构殿堂。另外,民国时期的乐嘉藻、毛心一、王璧文(璞子)等人都撰写和出版过有关中国古建筑的著作,在学术界曾有一定影响,特别是乐嘉藻,作为一位关心古代建筑的文史学者,尽管受到专业上的局限,仍然以很大的勇气在1929年完成了中国人所撰著的第一部《中国建筑史》。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先后在南京工学院、清华大学和建筑科学研究院成立了建筑史研究机构。1959年起,在刘敦桢主持下,调动全国研究力量,历时7载,八易其稿,完成了迄今公认最权威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其间还出版了古代和近代两部中国建筑简史教材。刘致平(1909-1995)以抗战时期和建国后长期的考察资料为基础,结合文献佐证和敏锐的洞悉力,撰成了有关中国建筑史的另一部个人专著《中国建筑的类型与结构》。从50~80年代,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可说是高潮迭起的,研究成就可以归纳为建筑考古、遗址复原,探赜索隐、文献考证以及传统民居、园林研究等三大方面。梁思成的《营造法式注释?上》,刘敦桢的《中国住宅概说》、《苏州古典园林》、童 的《江南园林志》、陈明达的《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应县木塔》等著作,都是颇具代表性的学术力作。另外,龙庆忠主持的古建筑防灾研究,是一种侧重于技术史角度的学术探索。陈从周的《说园》,以隽永的文体,继承了明清文人的园林品赏遗风,在园林建筑著作中独具一格。

     在以梁思成和刘敦桢为核心的第一代建筑史家之后,以北京的傅熹年、杨鸿勋和南京的潘谷西、郭湖生等人为代表,形成了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第二代学者群。除了对上述大部分著作的参与撰著外,他们的研究成果还大量地散见于建筑和考古的学术刊物及有关论文集、测绘图集之中,就具体的建筑史命题而言,将梁、刘等第一代学者所开创的事业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如《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史》和五卷集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20世纪80年代,由汪坦主持、全国学者大协作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也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在台湾的叶大松、黄宝瑜、汉宝德等学者也都出版过很有学术价值的中国建筑史研究著作如叶大松的上下卷《中国建筑史》,已有中西建筑比较的意味;汉宝德的《斗拱的起源》、《明清建筑二论》,是两篇以现代建筑史观和方法解析中国古代建筑重要命题的学术力作。香港建筑师李允鉌,从建筑设计的角度,撰写了《华夏意匠》一书,这部著作以论带史,通俗易懂,在大陆中青年学者和建筑师中曾轰动一时。书中的主要观点,受到了李约瑟所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建筑工艺篇的影响。虽然《华夏意匠》在“史”的方面未见多少新的建树,但在“论”的方面,却对建筑设计界了解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特征起到了引导作用。

      总之,从中国营造学社开始,中国建筑史研究便以中国学者为主体了,经过开拓者和继承者们的长期艰苦努力,逐渐建立起了一个十分成熟的学科。时至今日,对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丰厚的建筑遗产资源来说,愈是走向现代化,愈将显现出其价值的宝贵,也就愈需要精心地研究与保护。

来源: 深圳建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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