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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大屋顶”对党亦真诚

导读:1959年3月11日,《人民日报》一则报道称:几年来,高级知识分子在党的关怀和教育下,政治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纷纷提出入党的要求。北京市从1958年初到目前止,已有5000多名优秀分子入党。

著名建筑家梁思成

 

梁思成手绘未来北京街道景象。

梁思成(前右)和周恩来。

    梁思成

    ◎入党时间:195918

    ◎入党地点:清华大学

    ◎入党介绍人:刘小石

    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上,梁思成与某些决策者有相当大分歧,可以说是一个反对派,但在政治上,他又是一个单纯的共产主义信奉与追随者。

    ———林洙

    梁思成的忠诚,党内亦清楚得很。刘小石记得,梁思成复古主义建筑理念遭批判时,有一次,在清华大学的内部会议上,有人说梁思成政治上也不怎么样,但在座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说:他这人爱国。

    1959311日,《人民日报》一则报道称:几年来,高级知识分子在党的关怀和教育下,政治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纷纷提出入党的要求。北京市从1958年初到目前止,已有5000多名优秀分子入党。从去年1月到今年1月,中央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吸收了710名优秀分子入党。

    这篇报道在标题中特别点了时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名字。

    梁思成于195626日提交入党申请书,历经3年,终于在19591月正式入党。他要求入党时,正值自己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受到举国批判之际,他正式入党时,反右运动已经结束,大跃进进入高潮阶段。

    于梁思成而言,他那时尚沉浸在对经济崛起和国力复生的喜悦中,虽有对某些领导干部的建筑理念不认同,但对党的忠诚仍可鉴天地。他的第二任妻子林洙对南都记者说,直到梁思成1972年去世,他对共产党的认识仍大体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上,他与某些决策者有相当大分歧,可以说是一个反对派,但在政治上,他又是一个单纯的共产主义信奉与追随者。

    作为院士,他选择留在大陆

    19479月,在美国讲学的梁思成回到了中国。这一年,他46周岁。临行时,美国学者费正清夫妇和其他一些朋友劝他:共产党要来了,你回去干什么?他们劝说梁思成把家人都接到美国去。

    梁思成没有听这些美国朋友的话。人家都给他找好工作了,美国很多单位都要聘他。他就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嘛,共产党也要盖房子,还是回到祖国去,为我的祖国盖房子吧。他当时想得很简单。林洙说。

    在这之前,梁思成只接触过一个共产党员———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龚澎。那是20世纪40年代初的重庆,费正清夫人、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文化专员的费慰梅介绍龚澎前来看望梁思成。龚澎对他说,共产党愿意结识一些学者,了解他们的情况并听听他们的看法。讲一口流利英语、衣着淡雅入时的龚澎给梁思成留下良好印象,他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从费慰梅处得知梁思成情况后,特地派龚澎与其接触的。

    费慰梅在所著《林徽因与梁思成》一书中说,梁思成对政治没有丝毫兴趣,他一心挂在个人事业上,根本没有时间参与政治或进行政治投机,他是满怀着希望和孩童般的天真进入共产主义世界。

    梁思成在国内的朋友圈子,当时主要是北大、清华的教授们,包括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陶孟和夫妇、钱端升夫妇,以及陈岱孙、金岳霖、叶公超、常书鸿等人。

    梁思成因为任职中国营造学社的关系,常向教育部或财政部申请经费,因此与国民党头面人物如陈立夫、孔祥熙、朱家骅等人多有接触。不过,梁思成对政治并不感兴趣,据林洙介绍,教育部曾打算让他出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及代表教育部赴昆明善后闻一多遇刺事件,均被他谢绝。

    林洙1962年与梁思成结婚,见证了他无数次的检讨,两人也推心置腹谈及过往,故林洙对梁思成的政治思想理路比较清楚。解放前除了那些被国民党重用的御用文人以外,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已经失望了。非常失望。觉得国家这样下去不行的。梁思成也是对国民党抱这样的一个态度。

    梁思成回国后,继续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后来成为他入党介绍人的刘小石,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他在1947年听了梁思成的一次演讲后,被深深吸引,决定从其他院系转到建筑系。

    北平(北京)此时仍为国民党所把持,但共产党已经开始在军事对抗中掌握主动。19483月,梁思成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学部艺术史院士。这一年8月,他去南京参加了中研院创建20周年庆。这并不妨碍他一个月前,与清华、北大、燕京等大学教授共404人,联名发表抗议国民党制造七五血案屠杀东北学生的宣言。

    几个月后,北平和平解放。在北平解放前夕,学者张奚若带着两个解放军代表找到梁思成,让他在军用地图上标出古建筑的位置,以防和谈破裂后攻城破坏古建筑,还让他在最短时间编出一份全国文物建筑的简目。梁思成后来屡屡对林洙提及这一个多小时的接触,解放军代表离开前所说的请您放心,为了保护我们民族的文物古迹,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拉近了他与共产党的距离。

    此前不热衷政治的梁思成,在1949年春天,参与了对蒋介石政权运送故宫等珍贵文物赴台的声讨。他们在宣言中称,窃国大盗蒋介石及其党徒,滨临末路,转益疯狂,竟甘心葬送国权、毁灭文化。”“应即宣布为文化战犯,无论逃至天涯海角,必须拿捕归案,严加惩处。

    作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选择留在了大陆。刚从上海一所中学毕业的林洙,这一年来到了北京,开始进入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生活世界。但她没有如预期那样进入大学。

    “本来我可以去上大学,可为什么我放弃了?当时看那些宣传,我就觉得以后共产主义社会肯定会越来越好。我觉得我把精力放到学习上,不如把精力放到工作里面去。所以我觉得我的选择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林洙对南都记者说。

    新中国成立前后,到处充斥着梁思成、林洙这样对共产党抱有好感与期望的人。

    历史的确掀开了新的一页。

    因建筑理念不同跟彭真顶牛

    新中国成立前后,梁思成感受到共产党对自己的重视。他被聘为全国政协特邀代表,是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成员,他主持改建设计了怀仁堂,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兴建中发挥重要作用。梁思成可以就具体问题直接向周恩来建言,也常常接受中央领导人的咨询。

    刘小石记得,梁思成参加政协讨论回来,曾对学生们兴高采烈谈起过:他很兴奋,说参加讨论国旗方案时,毛主席早早就过去等着他们开会的人,走过来跟他们握手。他就对比,说蒋介石抗战胜利后,也到北平来过,也把大家叫过去接见。但他们等了半个钟头,来了一阵香气,宋美龄来了。宋美龄站在中间,大家去跟她握手。宋美龄甩了一段英文,后来蒋介石才来。

    梁思成还曾受邀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兼建设局长,但与对待国民党教育部一样,他谢绝了。1956年,他在给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写信时,曾提及这段经历:我因为过去没有做过,也自知缺乏组织和行政能力,又怕做就不清高了,将为朋友们所讥笑,所以谢绝了党交给我的任务。

    不过,他还是接受了北京市政府委员、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和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积极参与北京市的城市规划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与北京市长彭真发生过多次争吵。梁思成曾经跟彭真顶牛,说你政治上比我先进50年,我业务上比你先进50年。彭真说,他越跟我吵,我越跟他好,喜欢他。彭真知道他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其实北京市对梁思成很器重的,他的妻子林徽因(1955年)去世,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点劲都没有费,北京市政府把全部工作都包下来了,很友好的。

    梁思成与彭真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北京和平解放后不久。他曾对林洙提起过,彭真第一次见到他时,得知他是梁启超的儿子,接连引用了两句梁启超的话:梁启超说,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体国民为主体,现在实现了。接着又引用梁启超的一句话,进一步表示,我相信,梁启超先生要是活到今天,他也会拥护共产党的。使他一开始就对彭真有很大好感。

    不过,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梁启超就已经作为改良主义的反面人物来批判了。林洙与梁思成结婚之后,梁思成基本上从来不跟她提起自己的父亲,提的话只是提他童年的时候,父亲怎么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95010月,抗美援朝开始。爱国的梁思成开始在各种公开场合痛斥美帝国主义那时他确实觉得美国很坏了。前半生和他关系很好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抗美援朝时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你们出兵朝鲜是侵略行为。梁思成特别生气,他说:我们是为了保卫自己,你们组织联合国军队来,你们才是侵略,过去我们是朋友,现在我们是敌人。从此以后他就不再和费正清通信了。林洙说。

    这时,梁思成为中苏友好协会北平分会常委。1951年,梁思成参加了京津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学习,触动很大。

    1227日,《人民日报》刊发梁思成文章《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内称:我的阶级出身、家庭环境和所受的教育,给我种下了两种主要思想根源。一种是我父亲(梁启超)的保守改良主义思想和热烈尊崇本国旧传统的思想。一种是进了清华大学又到美国留学,发展到回国后仍随着美国文化思潮起落的崇美、亲美的思想。我虽然只做过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工作,但由于这两种思想的发展,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它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前者证明我有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不是超政治的,而是在行动上一直拥护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反动的政府的,也就是维持自己阶级利益的。后者证明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是毒辣的,它对我起了麻痹作用,使我养成了崇美思想而不自知;我的纯技术观点又恰恰给了敌人以可乘之隙。

    “大屋顶理念受批判

    在建筑与古城保护上,梁思成有自己的坚定主张。他在这一领域屡战屡败,但又屡败屡战。他与陈占祥共同拟就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方案》(梁陈方案)被否定,他要求保护北京三座门、牌楼、城墙和庆寿寺双塔等文物建筑的建议,均告失败。但在梁思成等人的努力下,北海团城等古迹得以保存。

    在梁思成1950年生病休养半年之后,他发现,自己在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已成为一个可有可无、有职无权的副主任。但他仍保持了很大的工作积极性。

    “梁先生反对拆除古建筑,他不是一般的反对,他知道领导要拆,他也要反对,坚决地反对。不像有些学者,领导说了不同意见后马上就改变立场了,他不会的,他是一个不一般的学者。刘小石对南都记者说。

    1953年,梁思成访问苏联,并借鉴了苏联当时流行的建筑理念,提出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工作方向。两年之后,梁思成的建筑思想被归纳为形式主义、复古主义,受到全国性的批判。对梁思成建筑理念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归纳———“大屋顶

    1955年批判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时,刘小石已是清华大学建筑系党总支书记。当时国家计委提出增产节约运动,批评现在盖房子太费钱了。因为那个时候国家还真穷,所以这种建筑被认为是浪费。这是个背景。刘小石说,中央为此成立了一个批梁工作小组。刘小石也列席他们在北京市委召开的会议。

    这个小组下设一个办公室,位于北京日报。工作小组组织了十几个人,在颐和园畅观堂写文章批判梁思成,其中包括刘小石。据刘小石回忆,他们在畅观堂呆了一两个月,最后写了十几篇文章,给郑天翔(时为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和彭真看,彭真挑了两篇准备发表,一篇是建设部工业设计院院长汪季奇所写,另一篇作者是刘小石。不过后来彭真又说,这个文章先不要发,因为当时在批二胡一梁———胡适、胡风、梁漱溟,要是再发表批判梁思成文章的话,就变成批二胡二梁了,彭真认为梁思成跟他们不一样,所以就推迟发表。这不是不批,是延缓批判。

    刘小石说,有一个写作小组成员,没有通过组织,自己把文章弄到学习杂志发表,结果挨了一顿批。在这之后,19562月,在全国政协会议召开之际,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局长万里曾召集梁思成等人会面,将写作组的文章和其他几篇非写作组的批梁文章,拿给梁思成看,告诉他有这么多人批判他。

    “梁先生跟我说,万里当时对他说:你可以发言啊,正开会呢。万里拿文章给他看是计划好的,但梁思成发言检讨是没有计划的。结果梁思成半天就写了一个检讨。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彭真找了几个人,有我,还有当时北京日报的社长范谨,范谨拿到梁先生的检讨,说梁先生文化就是高,半天就写得这么好。刘小石回忆,梁思成检讨见报后,毛主席看到了,就跟彭真说,人家都投降了,就不要批了。

    “一口认定党是我的亲娘了

    梁思成发言检讨的题目为《永远一步也不再离开我们的党》,这篇发言后来登载在195624日的《人民日报》上。梁思成说:远在1951年,党就洞悉了我的偏向,五年来不断地启发我,教育我,开导我,反复为我阐述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为我讲解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正确方针。但由于上述原因,我顽固地坚持错误,争辩不休,与党对抗。直至去年年初,建筑工程部召开了全国设计施工会议,在会议上严正地批判了建筑设计中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偏向,并举出了惊人的浪费数字,这才使我从梦中惊醒。他表示,我要和那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故我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我一定要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红色专家,红色教师。

    林洙说,梁思成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接受对他的批判,后来彭真把他接到家里去,跟他长谈了一次,举了很多例子:什么什么地方,什么建筑由于修大屋顶,浪费了多少钱。从这以后,梁思成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起了不好的作用,导致国家经济上的一个浪费。

    在全国政协刚刚进行完检讨,梁思成就写了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书。在此之前,梁思成已经是民盟中央常委,但当时已允许民主党派加入中共。26日,他被告知当晚将参加一个有毛泽东在座的宴会,于是写了一封信,交由周恩来传毛泽东。他在信中说:最敬爱的毛主席:几年来,我是您一个最坏的学生。我脱离了您的领导,犯了严重错误,为祖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而长期看不见自己的错误。但是,今天我却正在为自己祝贺,因为在您和各位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在彭真同志的亲切教导下,我终于初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我觉得我一步步地更接近了党……准备着把一切献给您,献给我们伟大的党和可爱的祖国……我一定要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同时我也一口认定党是我的亲娘了。

    周恩来当天即批示:梁思成要求入党的信即送主席。毛泽东224日批示:彭真:我觉得可以吸收梁思成入党。交北京市委酌处。

    此后不久,19564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梁思成也在一片高亢的情绪中,提出一些意见。他后来在《整风一个月的体会》中说,由于党的某种工作方法或作风而令我吃的苦头也真不小,使我彷徨、苦闷、沉默。例如在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对于文物建筑的那样粗暴无情,使我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对于批判复古主义的不彻底,因而导致了片面强调节约,大量建造了既不适用,虽然廉价但不经济,又不美观的建筑,同时导致了由一个形式主义转入另一个形式主义,由复中国之古转入复欧洲之古,复俄罗斯之古;在北京市的都市规划过程中,把技术人员一脚踢开,党自己揽过来包办一切的关门主义……”他还批评北京市委新建的大楼,不可一世大而无当铺张浪费里面是复欧洲之古的,外面像个把里子翻出来的洗澡间

    但即便如此,他仍坚持共产党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在部分知识分子要求共产党从学校中撤出去时,他持反对意见。他后来对林洙说:尽管共产党曾批判过我,但是我没有忘记是谁领导全国人民站了起来,不再受帝国主义侵略,是谁解决了四亿多人民的吃穿问题,是谁使我们的社会得到了安定,是谁清理了古老的北京城里从明代就积存下来的垃圾,是共产党。那么为什么共产党就不能领导大学呢?

    所以在中共中央决定整风时,梁思成立刻响应。他的《整风一个月的体会》刊发在《人民日报》上,成为很多人学习的对象。他说:正当党的缺点被无情地揭发出来的时候,我却要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是一个最可爱的党!我知道你有缺点,也不怕你有缺点,并且还要尽情地、无情地继续揭发你的缺点,也将尽我的一分力量帮助你整掉它。我最后还要加一句:我还要把我的一切献给你!

    “我觉得他写这篇文章的心态是很真诚的。因为他是一个很重点的统战对象,经常能听到各级领导的统战报告,内容都是讲从1949年以来,比如说纺织业、教育、文化各个方面取得的成绩,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这样的报告,一年甚至好几次。梁思成对这些报告很认真地记录,他的笔记本有70多本,60%是作这个记录的。正因为他一直听了那么多的报告,他一直相信共产党能够把中国领导好。因为国民党领导那么长时间,一直没有领导国家走上一个富强的道路。解放以后呢,起码当时宣称没有失业了,尽管大家都很穷,可是贫富差距不大……”林洙说。

    梁思成未被划成右派。

    “他这人爱国

    不过,梁思成入党的事,在1956年毛泽东批示之后,却长期没有下文。

    梁思成后来曾跟林洙说过,写入党申请书时,他连中共的基本组织原则都不懂。类似的话,他也对刘小石说过,他交了入党申请书之后,回来就跟我讲: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写了一个入党申请书给周恩来,要他转交给毛主席看。

    刘小石说,当时入党审批很严格,写申请书后,两三年没有入党很正常的,七八年都有。但是毛泽东都批了,还不发展梁思成,这就有点不正常。

    具体因为什么,延缓了梁思成入党的时间?南都记者在采访中获得的几个说法是:梁思成那些年社会活动很多,已不大过问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学,加之其复古主义受批判时,也多少牵连清华大学领导,所以清华大学对其入党并不很积极。至于北京市委,主要领导曾因新楼房的建造而作检讨,梁思成双百时期批评该楼像个把里子翻出来的洗澡间,令该领导不爽。有一次,该市委领导前往清华大学时,曾有人提及发展梁思成入党的事,但该领导说:发展他干什么?!事情于是又耽搁下来。

    “这个事情后来彭真发了很大的火,认为拖了。怪到蒋南翔(清华大学校长)了,认为清华不积极。刘小石说,1958年下半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周总理要看国家大剧院的方案,他前去汇报,在武汉见到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蒋南翔和我讲,小平同志对他说,这次中央要发展四个知识分子入党,包括李四光,也包括梁思成。

    蒋南翔让刘小石办这个事,刘小石回京后就找到正在医院医病的梁思成,让他先写自传。梁思成的入党程序开始加速。梁思成主动要求刘小石做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并于195918日正式入党。

    谈及梁思成对中共的态度,刘小石认为他确实足够忠诚,爱国爱党。梁思成之前看到国家都快垮台了,而共产党能够把中国统一,把中国建设好,别人也不敢打我们了,他就很佩服。

    梁思成的忠诚,党内亦清楚得很。刘小石记得,梁思成复古主义建筑理念遭批判时,有一次,在清华大学的内部会议上,有人说梁思成政治上也不怎么样,但在座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说:他这人爱国。1955年夏天,中央正组织人要批判梁思成时,北京市委接到匿名信,举报梁思成在清华有一个反党集团。闹得气氛有点紧张,蒋南翔说梁思成在清华没有反党小集团,给顶了回去。大家都知道没有。

    林洙回忆,文革期间,在音乐家马思聪叛逃的消息传出后,她曾问过正受批斗的梁思成的感受,梁思成说:我情愿作为右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国去。梁思成生命的后期,仍关心国家大事,林洙每天第一件事就是为他读《人民日报》。她在《梁思成、林徽因与我》这本书中说:如果有人问我,最后的日子里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我只能说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什么是无产阶级建筑观的答案。然而他没有找到,他黯然了。

    梁思成逝前,已是一个学术完全被否定的反动学术权威。这个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领域的反对派,在政治运动的汪洋大海中,带着自己未有答案的忠诚于1972年离开了人世。

 

来源: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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