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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的现代性:空间、地景与织理

    王维仁,香港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及王维仁建筑研究室主持人,美国建筑师学会会员,柏克莱加州大学建筑硕士,台湾大学土木工程研究所硕士及台湾大学地质系学士。

    圆山饭店

    中银大厦

    宜兰礁溪生活学习馆

    都市合院——岭南大学社区学院

    ◎王维仁

    香港大学建筑系副教授,及王维仁建筑研究室主持人,美国建筑师学会会员,柏克莱加州大学建筑硕士,台湾大学土木工程研究所硕士及台湾大学地质系学士。曾任2007年香港建筑双年展策展人,2008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客座副教授,南京大学、新竹交通大学及同济大学客座副教授,美国TA C建筑师事务所协同主持人。其研究领域为合院建筑形态演变、中国建筑与城市。1999、2001、2002年曾获美国建筑师学会设计奖;2001、2002、2003年获得远东建筑奖;2008年获香港绿色建筑奖;2009年获香港建筑师学会奖。

    语录

    ●创造不可能是一种凭空的想象,创造需要有一种转化的基础,应该说好的转化过程是深切地认识问题,而我们对传统就要有这样的深切认识。

    ● 好的建筑不只是要有好的意识形态、正确的公民建筑意识形态,也不只是要有好的社会态度,还必须要建筑师“眼高”“手高”。

    演讲精华

    四九年后台湾和香港的复古与现代中国建筑

    我今天讲“边缘的现代性”,“边缘”有很多的意思,其中一个最直接的就是地区的边缘。这里面我们也可以再讨论“边缘”跟“中心”有什么样的关系。刚才赖德霖教授讲了在中国整个对于现代建筑、现代跟传统关系的思考,而我想谈的是在这样一个架构下———1949年以后在台湾和香港,这两个地方的建筑师,对传统或者是对现代中国建筑问题的思考,特别是转变。

    1949年以后,国民党政权到了台湾,很多建筑师用复制的方式盖建筑,圆山饭店代表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但在政府支持的背后,也有少数的精英建筑师在思索另外一种现代性,我主要想讲两个人,一个是王大闳,一个是张肇康。

    王大闳自宅的厕所的周围围绕着流动的空间,中间用墙围起来,做的是一种中国式的空间。这里面还可以注意到的是在材料的选择上,清水红砖是台湾非常常用的民居的材料,王大闳很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并在他的创作里有所体现。

    差不多同样时间,贝聿铭到台湾来设计东海校园,他带来两个助手,一个是陈其宽,一个是张肇康。一开始这个团队就有很清楚的想法,想要做中国的建筑,想要做中国的院落,甚至想要做唐式这样的,比较早期的中国空间关系。

    张肇康想要用一种新的系统关系去创造一种流动的院落关系,这跟传统的院落有一点不一样。在东海校园这个设计里,我想要特别强调的是,现代建筑怎么样加上了中国元素建筑,怎么样带入了地方的材料和特色。项目配合地形,并用地形的高低做一个入口的山墙,这是在空间形式上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追求。另外就是在建构和材料上特别考虑到地方的材料,比如地上的鹅卵石。他们对地方材料有敏感性,同时还受到外来的影响———张肇康和贝聿铭就受到唐式建筑或者说日本建筑的影响,这些在项目中也有体现。还有是外来跟本土的关系在这个项目也有体现,张肇康除了本地的用瓦之外,屋顶还用了日本瓦,各种不同的元素经过他的整合,变成他们认为的那个时候最能够表现现代中国建筑的一种构造。

    张肇康在这之后就留在台湾,也在香港实践。他另外做的一个房子是台大的农业陈列馆。张肇康的材料选择非常精确,还考虑到台湾的湿热的气候,项目把西晒的面控制住,并把渐进的光线带到室内来。这里面有现代的建筑空间关系,也有传统的。

    1949年以后同样有一批建筑师到了香港,比如说杨廷宝他们当初的公司的另外的两个合作者,就同时在台湾和香港执业,他们在香港叫做移民建筑师。这一时期有个重要的人是陆谦受,他是上海中国银行的立面建筑师,同时也设计了香港中国银行的立面。陆谦受到香港之后,大量的实践是商业建筑或工厂建筑,随着上海的工业家给他们工作的机会,他们开始在不同的项目里探索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这样的时间里面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他做了一个院落的空间也是表现中国的廊柱和水池和中国园林。

    八零年后的社会变迁与本土认同由民族主义到地域主义

    第二个阶段为上世纪80年代后,包括台湾、香港都出现一些大的运动。台湾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文化运动的改变,让台湾的现代中国建筑从民族主义变到地域主义的认同。差不多同一时期的中正纪念堂,完全代表了复古式现代中国建筑,这个传统从1949年延续到1976年才算是结束,并在1990年,在李祖原宏国大厦这个项目,宣告了一个台湾现代中国议题的结束。李祖原非常成功地得到宏国建设这样大的建设公司的资源,这个时候美国流行后现代主义,麦克维尔当道,这是表现了一点点美国现代主义和西藏的藏传佛教的结合,这个很成功的,这个建筑大概在台湾是最重要的一个现代中国的建筑,后来在台湾李祖原的建筑非常大量的类似中国建筑的发展。

    回看上世纪70年代末,台湾出现了乡土文学论战,不管是白先勇现代主义写上海人来台北的台北人,或者是余光中或者是很多人写他们一些移民人在台湾的经验和他们对大陆的怀念。在上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了新文学家,他们开始写台湾真实发生在渔村、农村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在某个程度上他们思想上是认为文化要根植在台湾的土地上,有台湾的做派。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文化的转型,人们开始对冷战结构下的统治有很多的意见,开始对很多不同的社会问题,包括公平问题提出质疑,比如那时候有一个“无壳蜗牛”运动,就是说房子太贵了,很多人买不起房子,跟现在是一样的,掀起了很大的影响。在政治上到上世纪90年代,台湾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这跟蒋经国后期开始开放民主政治有关系,“野百合运动”造成在台湾“总统府”前面的广场挤满了参与民主运动的学生,这个运动间接地导致了李登辉宣布台湾进入一个民主时代。

    这个大的背景,建筑师们也在做反映。汉宝德的建筑反映出澎湖民居的材料,他在早期美国路易斯康德的形式里面加入民居的特色,他做了很多的民居的测绘,到鹿港测绘很多的传统的民居。接着是当时民进党执政的宜兰县长,请了日本的一个集团来做了几个公共建筑和公园的设计,他们对地形、对传统、对当时流行的民俗比如马赛克的瓷砖,作了重新的解释。此外,还有黄声远从美国带回来当年加州的建筑语汇。黄声远在此后的时间中也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建构,在尝试怎么样用当代的乡村建构语汇,比如当代地方的铁工厂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做钢架,这种钢架怎么样做一个社区中心,他做过这样的尝试。同时在营造的方面有一些另外的建筑,谢英俊在“九二一”以后想怎么样开发一种新的方式,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做大量的民居建筑。另外,也有像廖伟立台中救恩堂这样的作品,在一个城市环境里面和周边并不太一样。大陆的建筑师说这个房子希望跟周遭的环境不一样,台湾的建筑师看起来好像想把自己的房子跟周边混在一起不想分出来什么是新的建筑什么是旧的建筑,建筑师有意识地想把自己的建筑混合在一起变成一个融合的建筑。另一个例子是我在921地震后设计的福民小学,保留校园里原有大大小小的树,重新利用它们作为新校园建筑的空间联系,将传统以树木和学校的日常生活作为场所精神的联系。

    回过来讲香港,1997年回归之前,香港在十年前就很努力地宣传要回去,英国人很努力地盖了汇丰银行,请当时最好的设计师,使用比较先进的方法完成。中国怎么办呢?中国银行跟汇丰银行一直是竞争的,中国找谁呢?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有哪些建筑师呢?找谁来做呢?只能找贝聿铭了,我觉得每一次有重大的变革就把贝先生请来解释中国现代建筑师,他理解中国人的想法首先要高,再下来是造价不能太贵,再下来就要有一点象征,所以中银大厦就被做成“竹节节节上升”,象征性就出来了,往这边一放,非常的气势凌人,像一把尖刀对着港督府,马上就比过了汇丰银行。香港人哪懂得汇丰银行这么精致的西方建筑,他们看得懂贝聿铭的东西。我1997年到香港去,灯光一照,就像一把寒剑插在上面。回归之前香港人对于什么是中国、我是什么人、我要回归什么东西,大家都有很多的想法,但是正面来看,贝聿铭对中国的重新思考也带来了精英建筑师正面的建构。

    香港的整个大的文化是在另外一个状态下,我用王家卫的电影《重庆森林》做一个例子,简单来说这是香港当代文化的庶民文化,对高密度庶民文化的反映,不管在电影里面,在我们对香港过去的记忆,包括1997年前必须拆掉九龙城跟它所形成的一种高密度的居住状态,跟里面的均值的流动空间的检讨,包括什么是香港的高层建筑,跟高层建筑高密度的居住情况下,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居住空间,包括学者们对于当代的民俗做一些研究,希望能够做一个设计的思路。但是我很遗憾地说,我觉得目前这些思路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建筑的创作,这是一个遗憾。当然也有少数社会性比较高的设计,比如我现在在做的菜园生态村,帮反抗高铁动迁的居民设计新村,保持原有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有机耕种的生态环境。

    传统的延续地点、空间、地景、织理

    我觉得在台湾或者香港的实践里对传统的延续有几个关键,一个是地点,空间跟地点关系,再下来是地景跟地点对土地的一种反应,再下来就是这种东西要形成一种肌理或者是一种系统,才能够比较大规模、有系统,不是一个单独的个案,是成为一种城市的状态。

    举一个例子是“9·21”以后我做了一个学校,是灾后的房子,房子全部倒了剩下四棵树,校长刚好去江南旅游回来想做江南传统建筑花园,我跟他说用这四棵树做可观可居的东西,把这四棵树做成经过教室都可以看到这个树,围住这个树,这个树打开可以跟居民有很多的关系,我们利用这四棵树做一个建筑,希望能够把这个场所留下来。

    光隆小学是一个新学校,我希望这个学校五十几间教室每一个教室走出去就有一个院子,每一个教室走出去有一个树。二楼的教室是南北向比较独立,一楼的教室东西向的,二楼教室给一楼的教室一个阴影,有一个平台下面开一个树,我们对传统的合院的空间作一个解释,传统的空间一个院落一个院落看一片蓝天相对静态的景象变成一个串联的系统。连续的合院以至于整个学校变成一个系统,从院子到小广场、到大广场,这是整个学校盖好的情况。

    合院是对传统延续的一种很好诠释,我于是尝试以交错的“叠加”方式来突破合院低密度的限制,成为多层高密度的公共空间关系。用这样的观点在香港我又跟另外一家公司合作,在岭南大学也是同样的操作方式,就是叠加,把四合院变成高层的情况,这个房子有七层楼,我们想办法变成两层楼、两层楼的模具,所以你觉得这个尺度是两层楼的,因为它是坡地,我们希望在上面有平台。我们希望可以把原来的原生树种留下来,这个房子都是两层两层叠起来,跟旁边的地形,它的高层跟旁边的高层配合在一起,跟香港的地形是有关系的。这里面传统的院子,院子是一个流动的院子,是一个14米的模具,我们从这边经过,最重要的是创造了一种微气候,这种重叠的关系我们可以在平面上看到,它形成的遮阳和通风的情况是非常难的,很难建成一个很好的围合,实际上房子完了以后这个学校在里面开始放桌椅,变成一个很好的生活空间,虽然过去是一个草坡和龙眼树,我们把树和坡地留下来,我们在里面创造一个生活性的空间。

    再接下来就是垂直的合院,香港理工大学社区学院,这个案子里面我想把合院再建设成高层,我们希望在香港的学校不只坐电梯按18楼就到18楼去,而是变成4层楼4层楼的系统。我解释下合院,传统的合院是四面一个空间有六个面,五个面围起来往上看到天,就是合院。合院的关系立面也可以是四个面连起来,看到另外两面是通风采光的,这是我认为的合院。我跟那边的学校说这是“步步高升”,学校一听说“好啊”,就改了。

    另外台南艺术大学音乐系,这是地景的合院。我现在一直在用合院,这是一个传统的观念,但是我希望作重新的解释。宿舍的院落面对山,前面的院落面对南台湾的地景,在走廊道里面可以看到周围的景观,这是一个新的地景的合院,这个合院是外向型的,是跟周边的环境能够连在一起,是能够框景能够串联的。以上种种这些就是回答了空间、场所、地景,同时是日常生活的一种延续,这也是我对什么是传统、传统与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的回应。

    思想对话

    “边缘”的现代性常常比“中心”更丰富

    南都:对于你谈到的“边缘的现代性”这点,可否更深入解读一下?

    王维仁:我认为文化是可以被创造的,也可以被改进的。那什么是边缘的现代性呢,比如说中国黄土高原出来的文化,从文武周公开始历代君王都要说自己是正统,这是“中心”,但其实中国是个广大的多民族多元化区域,每个地方都有地区的特色、群种、文化,很多地方长久下来就会形成自己的风格,体现在建筑上也是一样,具有很强大的影响力。想说的就是不要以为我们的历史都只是由“中心”写出来的,很多也是由“边缘”在改变着历史,比如郑和下西洋,他带出去的和带回来的种种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也就是说看中国的历史,一些新的东西、新的观念、新的技术、新的思考方式、新的建筑模式等,很多都不是由核心人物传递的。再比如唐朝的很多文化是被胡人带进来的,原来人们都是坐炕上,后来才有了椅子出现,那么说到建筑也就是,黄土高原的建构系统并没有被改变,还是在那里,但他也常常被边缘的文明所转化。回顾历史就可以看到,太多“边缘”的人带出了新的现代性,甚至颠覆了所谓的“核心”,因为很多边缘的现代性往往比“中心”更加的丰富。

    南都:那么你指的这种边缘的现代性,在建筑方面的具体体现是什么?

    王维仁:我今天演讲的主旨就是说,在边缘的地方包括台湾、香港,早期那批从“中心”跑出来的建筑师,带着“中心”大屋顶的形式到新的地方重新思考,面对当地的气候、条件、材料,他们做出了改变,因为他们有比较多的外来刺激,不管是出去到欧洲看到更先进的东西,还是重新看日本等等,他们接触都是比较广,也做了很深入的思考。在“中心”的建筑师们,必须传承中国伟大的传统,或者说在延续梁思成建构下来的那种宫殿式建筑传统的时候,周边的很多建筑师们开始思考比较多的生活,比较多的空间,在这些边缘群体的创造中,空间、构建跟地景已经成为一些很关键的元素,这是第一层的转化。第二层的不同就是,这些地方因为历史的不同而面临社会力量的转变,包括台湾的民主化、社区化,包括香港产生的各种社会运动,于是这些东西又产生出了一种新的他们对传统的认识方式,体现出了很多新的构建模式。

    深切认识传统是个好的“转化”过程

    南都:在论坛快结束的时候朱竟翔提到,希望让所有演讲嘉宾用一个动词来诠释本期论坛主题———我们与传统之间的关系,你当时用的是“转化”,为什么?

    王维仁:我本身是学地质学的,研究的就是地球转化的过程,生态是怎么被侵蚀以后变成沉积岩,怎么构建地球的历史,然后造山以后再怎么变化等等,这是在我的学习或者说知识构建过程中的一种认知方式,我在学建筑时不是一开始就去学创造的,是半路出家跟着老师做学徒,在测绘传统建筑中学习。这是一种学习建筑的方式,当然最后我们都是要创造的,但这个时候创造就要有一种转化的基础,创造不可能是一种凭空的想象,体现在建筑上更是如此,应该说好的转化过程是深切地认识问题,我们对传统就要有这样的深切认识。

    南都:有关建筑师在建筑链条中扮演的角色,你怎么看,是否认同龙应台说的可能是“最后一个环节”的观点,有什么具体感受吗?

    王维仁:这点其实我的感受是比较深的,从一开始跟台大老师学习的时候,我就学会了建筑的社会面相,建筑的社会经济跟政治的问题,很早也就意识到首先有一个好的空间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再者真正说来好的老房子不只是有好的设计,还要有好的匠人,应该是一种完美的组合,也就是说好的建筑不只是要有好的意识形态、正确的公民建筑意识形态,也不只是要有好的社会态度,他还必须要“眼高“手高”。回到传统来说,老房子留下来有一百种留法,有的东西留下来可以变成更深刻的历史记忆,变成更深刻的传统,让更多的人感动,影响更多的人。

    南都:这是否就是对传统与我们的一种诠释?

    王维仁:是,对传统的延续也一定要有一个新的灵魂,可以说是核心的一种美,同时也要有核心的实践方法。一个好建筑师做设计的时候必须要有工具,有一套好的设计方法,可以是用计算机画图,可以是做模型,也可以是用地形和地景来做设计,或用混凝土,或者本土化就地取材,或者运用******效果图等等,不同的工具是不同的思考方式,可能造成不同的设计结果。不同的设计方法是建筑师使用不同的空间思维的方式,形成不同的空间模式,所以说不只是好的态度,还要有好的工具以及对空间设计的方式,工具包括技术、材料、建构方法等等,在我看来建筑不仅仅是工程,也是个工艺,所以我到现在一直还在学习。

    探索合院模式在高密度环境下的可行性

    南都:就我的了解,你的好工具是否比较集中体现在地景和合院方面?

    王维仁:我一直感兴趣四合院的建筑,早在大学刚毕业时看到这样的空间就很想用现代的、当代的方式表现出来,期望有一天有个甲方,帮他做个完全合院的居住建筑,不过现在还没等到(笑)。对合院最大的体会是在台湾一个小岛,渔村的院子只有四五米一层楼高,小院子明显感觉是家的中心,有一种空间场所的精神,有阴影,有通风,在小院子里往上一看永远的蓝天白云,阳光从东边跑到西边,阴影在改变、季节在改变,春夏秋冬都能在安全的家里体会自然,很好的室内空间与大自然的融合,我想这些条件不管是现代、当代、古代,都是人们向往的最基本的一种美好的生活环境。地景也是我热爱的,地景、织理更可转化为建筑的整体,成为地点传承和小区共识凝聚的空间容器。我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去,面对周围的文化地景,不管是农田还是沙漠,当这些地景因生产生活而与土地发生关系、与地形或者气候条件发生关系时,我认为它们都可称为最美丽的建筑。

    南都:这种合院的建筑模式在你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体现,似乎还在尝试叠加?

    王维仁:四合院原来是私密空间,是家里人的聚集,而在学校运用中成为半私密,不同教室之间是共享或者连通的,一个一个小四合院的连通,有公共空间的概念,其实在社区里面也可以是公共空间或者半公共空间,几个单元进到一家,在实践和摸索中,空间的本质也在做转变,传统家庭安全的空间变成社区连通的空间。过去的四合院住宅,是在胡同里面走过巷子,走过院子跨进家门,现在的住宅是走过门口的警卫,再走过花园,走到你居住那栋的电梯门,再刷卡进去电梯、楼梯,开门进到自己的家,这一连串过程其实都是我们设计的机会,能够创造空间经验的机会。从现在居住环境看,密度增高了,怎么样在同样密度条件下,我们通过不同的空间经验和空间关系来诠释都市合院主义的可能性,让合院的形式怎么在高密度的环境中产生可能,那就是把四合院的概念叠加上去,我们还在不停探索实践中。

    替人民服务还是替人民币服务建筑师有两个选择

    南都:回归到本次论坛的主题,想知道你怎么看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

    王维仁:现代建筑狭义地说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因为有了新的建筑的技术,包括钢筋混凝土,包括钢材,包括玻璃等等,使得我们从传统的承重墙的系统变成框架梁柱系统,因此解放了我们的承重墙,我们可以开大面积的窗,技术的改革改变了我们跟自然的关系,让更多的阳光进来,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多的景观,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美学,也改变了我们的空间关系,同时现代主义的技术使得当时前卫的建筑师理解到,现代建筑是可以来作为社会的工具,新的技术可以造大量的房子。以前建筑师只能替有钱人替贵族盖房子,现在建筑师开始可以替大量的贫民盖房子,解决当时欧洲都市化造成的大量人口的问题,现代性中有种社会的与公民的特点,这种社会性使得公共空间变得很重要,也就是大家共享的空间,比如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也是没有公共广场的。现代建筑在全球架构中代表的是新的权力跟空间的关系,让建筑师在他的空间里不只是为少数权力人服务,还有一种替大家服务的社会责任,这就是所谓的公共性,包括公共空间,包括大部分的中产阶级的居住问题。

    南都:我很认同你说的这种建筑的公共性,我们论坛大的主题也一直是走向公民建筑,不过就现在实情来看,现在的建筑更多是否还是体现在市场交易中,比如说最普遍的商品房?

    王维仁:你说的非常的对,其实随着发展建筑很快转变成为资本家服务了,因为建筑或者说空间在资本社会中也是生存工具,楼建好就要卖了,他体现的交易价值开始大过了实用价值,所以建筑师在这里面有两条路,一条是替公众服务,替人民服务,另一条就是替市场服务,替人民币服务。

 

来源: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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